母亲法庭连开8枪复仇！德国司法史最轰动弑女案真相

1981年，德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法庭复仇事件。一位名叫玛莉莲·巴赫迈尔的母亲，在得知杀害她7岁女儿安娜的凶手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被判无罪后，于法庭上连开八枪，将凶手当场击毙。这一行为虽然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与理解，认为是为女儿报仇的正义之举，但同时也对法治社会构成了挑战。玛莉莲的案件引起了全德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该案件依旧是德国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让这位母亲在1980年德国的法庭上，面对杀害其女儿的凶手，选择了私刑？当年的案件细节令人震惊，让我们一起回顾这起悲剧，理解背后的故事。

吕贝克坐落于德国北部，与汉堡相距不过六十公里，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城，亦是北欧地区声名远播的旅游胜地。这里除了如画般的风景之外，还有着大量的中世纪古迹，整个老城至今仍保持着中世纪风貌。

玛丽安·巴赫迈尔于1950年6月出生于德国的下萨克森州。她的父母都是在二战炮火中幸存下来的人。父亲曾服役于纳粹武装党卫军，那段充满苦难的军旅生涯，将他推向了酗酒成性、暴躁易怒的深渊。平日里，他要么喜欢泡在酒馆里，要么就回家撒酒疯。可以想象，家庭生活是何其糟糕。玛丽安正是在这样压抑又复杂的家庭氛围中，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玛丽安渐渐长成了一个内心丰富、热情似火的女孩。按常理来说，这并非坏事，可她的思想观念与父母那套传统保守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冲突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后来，父亲抛妻弃子跑了，玛丽安跟着母亲过了一段安静舒适的日子。可好景不长，母亲再婚了，继父比生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对玛丽安冷眼相向，更喜欢家暴。玛丽安这才刚从虎穴中挣脱出来，转眼间又掉进了狼窝。母亲则把家庭矛盾的起因归咎于玛丽安的叛逆和不懂事。

可怜的玛丽安，爹不疼娘不爱，在这样糟糕透顶的环境中艰难长大，最终成了一个旁人眼中的“问题少女”。1966年，年仅16岁的玛丽安懵懂间初尝禁果，随后便发现自己怀孕了。此时，作为学生的她根本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所以女儿生下来就送人了。

两年时光匆匆而过，18岁的玛丽安竟又一次意外怀孕了。这次她准备和男友一起抚养，可就在孩子即将呱呱坠地之际，她在一家舞厅遭人侵犯了。男友知道之后和她分了手。作为高中生的玛丽安，觉得单靠自己一个人也没能力抚养孩子，所以第二个女儿又送人了。

高中毕业之后，长相漂亮的玛丽安在吕贝克老城的提帕萨酒吧找了一份女服务员的工作，后来她还跟酒吧经理好上了。1972年，22岁的玛丽安第三次怀孕了。尽管她经济并不宽裕，也未曾成家，但多年来，她对之前送走的两个女儿始终心怀愧疚，因此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亲自抚养这个孩子。

1972年11月14日，玛丽安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了，她给女儿取名为安娜·巴赫迈尔。为了将全部的爱倾注于女儿，玛丽安甚至选择了绝育手术，她明确表示，除了安娜，她不愿再有其他孩子。

之后的日子里，作为单身母亲的玛丽安，一直都围绕着女儿安娜转。她确实非常用心，安娜被照顾得很好。可时间一久，作为单身母亲的她，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要全身心投入照顾女儿，她无暇外出工作赚钱，而本就不多的积蓄也日渐见底，生活陷入了困境。没办法，玛丽安只好带着女儿一起去酒吧上班。

就这样，小安娜一天到晚都待在嘈杂的酒吧里。好在她很听话又乖，酒吧工作人员对她也很好。久而久之，酒吧附近的人也都认识了这个漂亮的小安娜，连邻居们都很照顾安娜。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酒吧是晚上营业，白天休息，安娜过着这样黑白颠倒的生活，对身体发肤也不利，而且环境嘈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难保不会遇到什么坏人。

作为母亲的玛丽安，自然也有这一方面的担心，但她又能怎么办呢？此时她已经是酒吧的合伙人之一，总不能放下酒吧生意不管，她总得赚钱让女儿过上好日子。无奈之下，她无法全身心照顾女儿，心中开始琢磨，是否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来照顾安娜。然而，她实在舍不得将最后一个女儿送人，这份不舍让她始终下不了决心。

转眼到了1980年，安娜已经七岁了，模样十分可爱。这时，她终于过上了半正常的生活，白天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跟着同龄人一起去上学。

5月4日那天，安娜和玛丽安因为一点琐事起了小争执。小孩子嘛，难免会有脾气。第二天，安娜赌气没去上学，打算去找小伙伴玩耍。而她的同学都去上学了，她注定扑了个空，只能独自在街上游荡。

玛丽安睡醒后，以为安娜已经去上学了，便没多想。然而，到了放学时间，女儿却迟迟未归。她心急如焚，出门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附近的人都说见过安娜，她急忙询问老师，才知道安娜今天根本没去上学。玛丽安顿时慌了神，赶紧来到警局报案。

警方派出了多名警员在附近展开搜索，但始终没有发现安娜的踪迹。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名女子主动来到警局报案。她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未婚夫出大事了，他杀了安娜。昨天我不在家，未婚夫在楼下遇到了安娜，因为都是邻居彼此认识，未婚夫就邀请安娜去他家一起玩猫。作为孩子的安娜丝毫没有怀疑就同意了。但她进屋之后，就再也没出来了。未婚夫后来主动坦白，他用丝袜勒死了安娜，将遗体塞进纸箱，埋在了河边的泥地里。”

警方听罢，赶紧跟着女子去找她的未婚夫。赶到住所时，屋内已人去楼空，唯有一张字条静静躺在桌上，是未婚夫留给报案女子的，上面写着：“亲爱的，我在附近的酒吧等你，想和你好好聊一聊，请务必前来。”原来，人还没跑！警员马上赶到酒吧，将男子带回警局问话。与此同时，警方在河边发现了小安娜的遗体，她被粗绳紧紧捆着，蜷缩在一个木盒里。看来，报案女子说的都是真的。

经初步调查，确定该男子名叫克劳斯·格拉伯夫斯基，就住在玛丽安家隔壁。他们过去并没有什么仇怨，不知为何克劳斯会丧心病狂地对一个孩子下手。

克劳斯·格拉伯夫斯基，一位35岁的屠夫，性格古怪，他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性罪犯，曾多次犯下性侵案件，受害者包括年幼的女孩。例如，在1973年，28岁的克劳斯对一位6岁女孩实施了性侵。好在女孩当时被吓得大声尖叫，引起了附近人的注意，克劳斯一时心虚，女孩才逃过一劫。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因涉嫌谋杀未遂被控告，尽管他之前有性侵儿童的犯罪记录，包括1973年因勒死一名6岁女孩被判处缓刑，但在1981年的审判中，他被宣告无罪并获判缓刑，因此并未进入监狱。

按理说，克劳斯应该引以为戒，改邪归正。可没想到，刚老实了两年，他再次犯案，这次被当场抓着。他被指控性虐待两名年轻女孩。本以为此次是在劫难逃，没想到他以自己患有精神病、属于病理性作案为由，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当时医生说，经过治疗，克劳斯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他依旧是个危险人物，贸然放了他恐会再生事端，但一直管着他也不是个事。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终得一计：化学阉割。

所谓化学阉割，实际上就是通过注射雌激素来降低男性的睾丸激素，进而降低男性的性欲望和冲动。当时在德国，人们认为化学阉割可以解决像克劳斯这样的罪犯。法院给了克劳斯两个选择：如果接受化学阉割，就还他自由；如果不接受，就继续在精神病院待着。克劳斯一听还有这好事，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化学阉割。就这样，他没有坐牢，再一次重获自由。

刚开始，克劳斯也确实没了性冲动，安安稳稳地过了两年。可他的本性不会变。按捺不住寂寞的克劳斯询问了一位泌尿科医生，了解到化学阉割是可逆的。于是，克劳斯找到法院，说自己已经改邪归正了，还结交了一位女友，准备组建家庭。可化学阉割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副作用，他希望可以接受激素治疗，实现逆转阉割。法院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竟然同意了克劳斯的请求。

1980年3月，克劳斯找到一位泌尿科医生。为避免治疗遭拒，他隐瞒了自己性罪犯的身份，谎称因暴病被阉，现已改过自新。医生也觉得，如此年轻的男人被阉割，确实不合常理，便决定助他一臂之力。经过多次治疗，4月25日，克劳斯完全恢复了激素水平，也回到了阉割之前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那个危险的克劳斯又回来了。

果然，十天后，他便将魔爪伸向了小安娜。5月5日这一天，安娜没有找到同学，只能独自在街上玩。这一幕刚好被克劳斯看到了，他将小安娜骗到家，然后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虐待，最后更是残忍地将其杀害。

对于失去女儿的玛丽安，她完全不敢接受这样的事实，甚至连去看看女儿的勇气都没有。她深陷自责，这是她最后一个女儿，她曾发誓要好好照顾，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玛丽安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后悔与女儿吵架，后悔在酒吧工作，后悔没亲自送女儿上学……可再多后悔也无济于事。

冷静下来的玛丽安明白，现在能为女儿做的，就是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她痛苦等待了10个月之后，针对克劳斯的审判终于开始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克劳斯说：“我本来并不想对安娜怎么样的，可小安娜他居然勒索我，说如果不给他五便士，他就会去告状，说我摸他。我是有前科的人，可不想再回监狱了。争吵间一时失手将安娜给勒死了。”对于克劳斯的这般言论，警方当然不信，毕竟克劳斯是惯犯，而一个七岁孩童真会如此勒索吗？

1981年3月，吕贝克地区法院对克劳斯涉嫌杀害7岁女孩安娜的案件进行了审判。在庭审中，克劳斯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详细描述了杀害安娜的过程。他应对询问似乎很有经验，实际上他确实是驾轻就熟。还记得克劳斯之前犯的两起案子吗？尽管有确凿的证据指向他，但由于精神问题的诊断，他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现在大家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他会不会再次逃脱法律的制裁？

克劳斯的辩护律师声称，克劳斯的这种行为是多年前自愿接受阉割后导致的荷尔蒙失衡，是手术的副作用。律师想以此来开脱罪责。这一番言论立刻引起了剧烈的讨论，大家开始质疑德国这种通过化学阉割处置性罪犯是否合理。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德国，有很多罪犯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直接就接受了化学阉割。可事后却没有任何机构对这些人进行监控或者管理。倘若他们暗中寻得私人医生，或是悄悄购入激素药物，实现逆转阉割也并非难事，克劳斯便是如此。基于这一点，玛丽安将负责为克劳斯治疗的医生也一同告上了法庭，然而，医生并未受到任何惩处。

庭审第二天，警方公布了安娜被发现时的场景，人们这才意识到克劳斯的丧心病狂。3月6日，审判第三天，玛丽安一大早就来到了法庭门口等着。当克劳斯刚被带入被告席落座时，玛丽安便紧随其后走了进去。只见她身披大衣，毅然决然地走向被告席。当距离克劳斯仅剩三米之遥时，她迅速从怀中掏出一把点22口径的手枪，毫不犹豫地朝着克劳斯连开八枪。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现场工作人员根本都来不及阻止。八枪之后，玛丽安将枪扔到一边，举起双手主动投降。她冷冷地说道：“我本想一枪击中他的脸，可惜，最终只能朝他的后背开枪。”此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声音，激动地喊道：“她做到了，她真的做到了！”说这话之人正是安娜的父亲，也就是玛丽安的前男友。

而克劳斯呢？八枪之中，有七枪直接命中，医生检查后当场宣布其死亡。这一变故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直接在法庭上开枪杀人，这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1981年，玛丽安在德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她的复仇行为——在法庭上连开八枪击毙杀害女儿的凶手克劳斯——登上了各大新闻和报纸的头版头条。一夜之间，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知晓了玛丽安这个名字，她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复仇母亲”。随着新闻报道和舆论的发酵，她的故事被传到了世界各地。

玛丽安为女报仇的举动获得了许多人的肯定与支持。很多有孩子的父母都说：“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么做。”“她只是一个可怜的母亲，一心想为爱女报仇，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不应该有罪。”大家纷纷寄来鲜花与信件，对玛丽安表示赞扬，甚至还为她捐款达十万马克。

当然，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有一部分人认为，玛丽安是个冷血杀手，她无视法律的存在。有关玛丽安的审判成为德国乃至全球讨论的焦点，各大媒体和新闻节目也纷纷就此展开广泛讨论。

尽管玛丽安的支持者众多，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她，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尽管克劳斯罪大恶极，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毕竟对他的审判尚未结束，他尚未被定罪。也就是说，他被枪击时，从法律层面而言，仍是个“无辜的人”。即使定罪了，他应该接受的也是法律的制裁，而不是像这样倒在被告席上。倘若每个人都随意持枪惩治罪犯，国家岂不是要陷入混乱？所以玛丽安的行为是公然对抗法律，后果相当严重。

但是德国当局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便支持玛丽安的声音占据主流，她的罪责也不能被轻饶、被赦免，否则一旦开了先例，国家将无秩序可言。

1983年3月2日，针对玛丽安的审判开始了。由于该案件在德国已经尽人皆知，且该案的性质极其特殊，这就注定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不简单。前来支持玛丽安、观看庭审的人不计其数，法院不得不更换一个可容纳200人的大厅进行审理。多数人都是来支持玛丽安的，希望法律能够赦免她。甚至有人写威胁信给法院，说如果玛丽安被判有罪，那么法官和检察官都将会有性命之忧。

警方调查了玛丽安，发现她在安娜遇害后就购买了手枪，还经常在她工作的酒吧地窖里练习射击。在她射杀克劳斯之后，她前男友说“她做到了，她真的做到了”。这些似乎都表明玛丽安是有预谋的犯罪。若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蓄意谋杀足以判处无期徒刑。

检方也强调：“若没有经过练习，玛丽安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出枪且精准射击，那是一场出色的射击表演，唯有经过练习才能做到。”玛丽安在法庭上辩解：“我买手枪只是为了自卫而已，因为害怕再遇到像克劳斯这样的罪犯，并不是为了杀克劳斯才买的，而且我也从未练习过枪法。自从女儿离世后，我的精神便出现了异常，时常因思念而陷入恍惚状态。后来，我听说克劳斯将在法庭上讲述我女儿勒索他五便士的谎言，我彻底被激怒了，所以才不自觉地做出了激烈的行为。当时我产生了幻觉，仿佛在梦中将克劳斯置于死地。”

实际上，玛丽安在被羁押候审期间，曾五次试图自我了结。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认为其心理遭受了重大创伤。

经过25天的审判，玛丽安的案件终于有了定论。尽管她对凶手开枪，但法官考虑到她因女儿被害而遭受的精神和心理创伤，以及在极度刺激下不自觉的行为，认为她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判定她蓄意谋杀罪不成立。她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六年监禁。

有关审判结果，民众和媒体又是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有人觉得判罚得比较轻，当然也有人觉得还是判得太重了。后来，调查机构还特意做了一番民意调查：德国民众中有28%的人认为判罚很公道，27%的人认为判得太重，25%的人认为判得太轻了，还有20%的人没有发表看法。

事后，玛丽安将自己的故事以二十五万马克的价格卖给了德国的一家杂志。她用这笔钱支付了诉讼费用。1985年6月，在服刑了三年之后，玛丽安获得了假释，提前出狱了。

出狱之后，她很快与一位温和儒雅的老师结了婚，二人携手搬到了尼日利亚，在那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上开启了新生活。然而这段婚姻并未长久维系，1990年，在无数次争吵与失望后，二人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后的玛丽安渴望一份宁静，于是她独自搬到了风景如画的西西里岛，在那片湛蓝的海边寻找内心的平和。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为了更好地治疗病情，玛丽安决定回到德国。

或许她早已察觉到病情在悄然恶化，生命的烛火正在一点点熄灭，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特意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希望他能真实记录下自己人生中最后的珍贵时光。值得一提的是，在1995年，玛丽安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亲口承认，她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开的枪。因为她听说克劳斯将在审判第三天散布有关安娜勒索他五便士的谣言，她不想女儿在去世后还被人污蔑，为了阻止这一切，她必须这么做。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警方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去追究和在乎所谓的真相了。

1996年9月17日，玛丽安因胰腺癌恶化，在吕贝克的一家医院病逝，年仅46岁，和女儿安娜葬在了一起。

这起案件，即1981年震惊德国的“复仇之母”玛丽安·巴赫迈尔案，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直至今天，依然被人们认为是自1945年以来德国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也是司法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之一。